民间的家宅六神信仰源于先秦时期的“五祀”和“七祀”，处于周代礼制文明发祥地的陕西关中地区受其影响颇深。陕西关中地区“家宅六神”信仰的产生和流行，经历了由官方礼仪下行至民间习俗信仰的过程，其祭祀和供奉与我国传统春节息息相关。凤翔作为陕西民俗年画集大成之地，仅从类别来看，其神码画的占比并不太多，主要集中于“家宅六神”体系之内。

　　先秦时期，“五祀”“七祀”还不是民间可以随便祭祀的，而是天子、诸侯等上层的专享。《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沉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其中的“五祀”，郑玄注解为“五官之神”。《礼记·月令》中称“五祀之神”为“孟春之月……其神句芒”“孟夏之月……其神祝融”“中央土……其神后土”“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孟冬之月……其神玄冥”，此外，《礼记》还记载了天子于孟冬之时“腊先祖、五祀”的传统。而关于“五祀”、“七祀”的具体所指，《礼记·祭法》中也有明确解释：“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诸侯自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图1）

　　“五祀”“七祀”在先秦以后的各个朝代并不统一，而是出现了各种细微变化。汉代时，井神出现在“五祀”之中，替代了行神，门、户、井、灶、中霤成为汉代流行的五种祭祀神。宋代主要流行七祀，延续的是《周礼》中的太庙司命、中霤、门、行、户、灶、厉等诸神。元代，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门、户、中霤、井、灶、厕等固定为“家宅六神”始流行于民间。及至清代，民间信奉“家宅六神”已较为普遍，民间宝卷中亦有《六神宝卷》，其中注明六神即“门神、奥神、财神、灶神、宅神、井神”，且“此六神不论大小人家，总有六神管事，须当恭敬也。”但此时文献记载中的六神却不是现在关中地区祭祀的六神。关中西部祭祀的“六神”包括天地全神、灶神、井神、仓神、土地神、牛马王，此“家宅六神”于何时定型并开始在当地流传，并无确切的史料记载，但仍可发现，其中以门神、户神等为代表的礼仪神的功效越来越弱，代之而起的是和人们生产生活切实相关的、实用性与功能性更加突出的仓神、牛马王等，这又和凤翔当地的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以及重视农业等联系紧密。

　　地处关中平原西部的凤翔地区深居内陆，四季分明，但春季冷空气频繁，气温日差大，寒潮、霜冻、春旱较频发；夏季气温高，降水量大；秋季阴雨连绵，光照减少，晚秋时分则干旱少雨；冬季寒冷干燥，降水量最少。此种自然环境和气候，使当地人习惯了“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十分重视农业，农耕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情，受周代以农治国思想的影响，关中地区形成了自有的一套农耕制度，贯穿于整年的周期之中。《尚书·禹贡》中称凤翔为雍州，列为九州之一，《周礼·职方氏》对雍州的方位、山川、河流、民众、耕种等进行过记载，其中写道：“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其泽薮曰弦蒲，其川泾、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马，其谷宜黍、稷。”此外，《陕西通志》中对关中地区的描写，“人勤稼穑”成为最突出的字眼，尤其在写到凤翔时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尚气力”“其俗勤稼穑，务本业”的记载。长期以来，由于闭塞的交通、封闭的本土文化意识和经济的不发达，使关中人民间信仰也多围绕着基本的生产生活而展开，在“家宅六神”中出现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仓神、牛马王也似乎变得不难理解。（图2）

　　自周代以来形成的祭祀礼制，对地处周秦文化腹地的关中西部凤翔的民间信仰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到民国时期，当地人对家宅神的祭祀依然十分兴盛。而从天子“七祀”、“五祀”到民间信仰中的“家宅六神”的演变可明显看出从国家礼制到民间俗信的“礼”至“俗”的演变和分野，它们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常常在上层社会和民众日常中形成互动，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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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中地区的“家宅六神”神码特指天地神、土地神、灶王、龙王、仓神、牛马王等六种。除灶王外，其他神码的祭祀时间和方式较为统一，主要集中在除夕日，围绕着家庭民居的各个空间设龛祭祀，形式以在神龛中贴上木版套印的神码年画及焚香供拜为主。《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中对此曾有记述：“正月元日黎明无少长咸（集）起沐浴衣冠，向祖宗神牌前然（燃）香烛，拜手稽首对天地神祇及灶神、井神、土神、槽神前。”

　　因旧俗中有新年交替之际，诸神下届降福之说法，民众多于院中设天地桌，供奉天地全神像，以祈福祉。凤翔当地也不例外，每逢除夕之时，家家户户都于天井院中靠“上手”（即院子右边正对大门）的墙壁上设“天地神龛”（图3），为了表达虔诚的拜神心理，该神龛一般设置较高，龛中贴有木版套印的“天地全神图”，神龛上方装饰有彩色的门旗，龛额贴有“天宫神”“太平宫”“乾元”等横批，两边配以“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或“造物本无私，太平原有象”的对联。《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亦有记载当地人在“正月一日谓之元旦昧爽男女悉与列香案牲果祀天神”的场景。凤翔当地人对“天地神”十分尊崇，尊称其为“老天爷”、“天爷”等，民间百姓始终相信人做的每件事都有其在注视，故而在盖房子的时候就在屋檐下预留一个神龛的位置，以便除夕日点上香烛等来祭拜。凤翔年画中“天地全神”的图样并不多，且形式较为固定，如今仅见两种，样式也较为相似。其一为图中众神坐于莲花台上（图4），戴冕旒持圭的玉皇大帝居中，旁有两仙童拱手伺立两边，其他头戴展翅幞头的文官众神分列其下方左右，中间立一“天地三界十方万灵之神位”的牌位，表达了当地人天界、阳界、冥界三界的宇宙观，并予人以庄严神圣之感。此外，另一种“天地全神”图样仅在两边垂下的帐幔上刻有“四季平安”字样（图5）与前一种以示区别，表达人们在新春伊始，敬天法祖，企盼一年平安幸福之良好祝愿。

　　凤翔民间有“福水养百口、一泉共万家”的民谚，当地普遍流行敬龙王的习俗，不仅为了保佑家人有水吃，也希望能有足够的水来灌溉庄稼。（图6）凤翔龙王神码中的龙王头戴高冠，龙睛圆睁，耳有毫毛，满髯下垂，身穿衮服，肩部饰有龙鳞纹。上方左右有小龙缠绕，下部为一文一武二官。整幅画面构图饱满，色彩艳丽，对比强烈。此外，在关中东府的蒲城地区医疗器械企业，还流行一种“井泉龙王”神码（图7），图上的井泉龙王长相如龙王形貌，穿袍服，龙睛巨口，耳生毫毛。龙王前后各有一侍从，背景刻有幔帐，衬托出龙王乃居于水底深宫的帝王身份。

　　民间祭祀土地神源于原始社会的自然神信仰崇拜，属“五祀”中的“中霤”之神，在后世的发展中，逐渐人格化，衍发出武官土地神、文官土地神等类型，全国各地对其具体所指人物各有说法。清代《陔余丛考》中认为土地神为唐代韩愈，“今翰林院及吏部所祀土地神，相传为唐之韩昌黎，不知其所始。……又《宋史·徐应镳传》：临安太学，本岳飞故第，故岳飞为太学土地神。今翰林，吏部之祀昌黎，盖亦仿此。”土地神作为民间祭祀中属位卑职低一类的神祇，但却与人们的日常最为接近，其神龛遍布乡村集镇。在关中地区，土地神被俗称为“土贴爷”，是保一村、一家平安的神灵，有时也被当作财神，故民间用“门外一老仙、四季保平安”、“土中生白玉、地内产黄金”等俗谚来描述土地爷的身份。关中各地，每家每户的大门外，靠外墙均会做一个小小的土龛，用以祭祀土地神，现在此神龛也有用砖头、瓷砖垒就。龛窟虽小，但龛楣上一般有灰瓦做的飞檐并配以精细的砖雕，里面贴着“土地爷”神码，并摆上香炉，除夕时焚香祭拜。西府凤翔土地神码中的土地公长相慈祥，笑容满面，长髯齐胸，身穿标志性的黄袍，上饰有花朵图案，所戴的风帽上饰有“寿”字纹（图8）。画面上方有一龙一虎正在相斗，下方为勾魂小鬼和催命判官。色彩上多用代表土地的黄色，仅以绿、红二色点缀其间，突出土地公的身份。此“龙虎斗”样式的土地公主要为当地人祛邪所用，普遍流行于陕西关中的中部、西部和甘肃东部地区。东府蒲城的土地公署名“戊己宫”（图9），是遵照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五方和五行对应的中央戊己土、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等说法创作而成，故此幅作品梁枋上题“戊己宫”乃为土地神所居之地，画中的土地亦笑容可掬，慈眉善目，头戴红顶纬帽，身着开氅寿字黄袍，手执一红漆龙头拐杖坐于椅上。宫内幔帐飘动，上悬大红灯笼以示喜庆，下方为勾魂小鬼和催命判官。另有一幅产自陕西长安的“土地神”白须白发（图10），目光慈祥，头戴风帽，怀抱一如意端坐于画面中央，身着土黄色宽袍，上有代表官位的补子，突出土地公在民间是管辖一方土地之神的身份。身后有二童子侍立两边，下方为驯虎力士和催命判官。

　　“牛马王”神码多贴在牲畜棚舍、牛房马厩之中，是农耕社会的人们为躲避瘟疫，使家里的六畜安康而贴用的一种神码，关中当地也称其为“槽神”，亦有槽头兴旺之意。牛、马是与人民生产、生活关系密切之家畜。社会上很多行业皆与牛、马有关。如农民耕田、拉车、磨房、肉食皆赖于牛；而马之用途除与牛相同外，还有驮运、远行、作战等。凤翔年画中将牛王、马王绘于一图，赋予其“王”之身份，俗称“牛马王”。一般图左设马神，头有三目，肩多两臂，披甲罩袍，如一猛将，以象征马奔驰战场飞腾勇进。牛王居图右，白面，五绺黑须，温和善良，穿袍戴帽，如王公大臣（图11）。牛、马王的图像，北方各地年画作坊皆有印品，到新年时供应给农民、养马、衙门等各种有关行业敬神之用。此外，关中地区还流行一种“槽马猴”神码，是当地人根据《西游记》中孙悟空被封作“弼马温”一职，结合孙悟空为猴的形象创作而成，计有《辈辈封侯》（图12）和《封侯挂印》（图13）二幅，专贴于马圈中。年画中的疪原为“弼”字，疪谐音“辟”，有躲避之意，即躲避马瘟。《辈辈封侯》图绘一大猴子背着一小猴子，“背”谐音“辈”，取“辈辈封侯”的吉祥寓意。《封侯挂印》一幅绘坐于松树上的猴正牵拉马缰绳，一侧的松枝上挂有一印，马头处飞来一只蜜蜂，蜂、猴即“封”、“侯”，取“封侯挂印”之意。两幅作品画面古朴却又不失生动，将人们企盼牛、马平安与世代做官的心理巧妙的结合起来。

　　仓为储粮设施，保佑粮食丰足的保护神即仓神，又名廒神、仓官，民间也称其为“谷仓神”“天仓神”等，并在粮仓、仓库设龛祭拜。仓神信仰源于自然崇拜中的“胃星”天仓，民间奉每年的正月二十五为填仓节，并相传仓神为西汉开国元勋韩信。陕西关中地区以小麦、玉米为主要农作物，家家户户筑有粮仓，一年的收成好坏是全家最为关心的事情，人们普遍有敬仓神之俗，且春节之时正值早春青黄相接之际，农户仓廪已虚，故祈求仓神护佑农耕顺遂、庄稼丰收。凤翔年画中的仓神为文官造型（图14），戴乌纱官帽，穿绣龙红袍，系带穿靴医疗器械企业，端坐在“仓神宫”下，旁有侍童一托粮米帐薄，一托谷粮贡品，恭立左右。神像后面的槅扇，刻画瓶花果盆，旁悬对联一副，上写“年年取不尽，月月用有余”，以示仓官能保证库中之粮物取之不尽，反映人们祈望谷米满仓的富足心态。

　　在凤翔当地的神码祭祀中，祭灶王是最具仪式感的，灶王神码的形式也最为多样。从古至今，无论是先秦“五祀”还是民间祭拜，灶神地位无可撼动。《白虎通·五祀》谓:“五祀者，何谓也?谓门、户、井、灶、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处出入，所饮食，故为神而祭之。”灶王在凤翔被尊称为“灶王爷”，也叫“司命主”,是主管炉火及监察一家善恶之神，因其于腊月二十三上天报告人间善恶，是日，当地人亲手制作带有芝麻、茴香等香料的面饼，并在饼的两面刻划上菱形花纹，用高粱杆制作成的花戳蘸取红色颜料，点上花型图案，使其美味又好看。凤翔人叫这种饼为“灶干粮”，用其来祭献灶王，也是希望灶王能多“言”好事。灶干粮饼脆而香，是大人孩子都很喜爱的一种当地小吃，祭献完以后，全家人可将其分食。

　　在凤翔，灶王是每年过年前最先张贴的神码，凤翔的民间年画作坊每到腊月初即印售灶王上市，是年画中印数仅次于门神的品类。凤翔的灶王神码分为单座灶王和双座灶王两种，按人物多少和装饰又分为四口灶、八口灶、单印架、双印架、灯笼灶、花瓶灶、四季花灶，大红袍灶、黑袍灶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张贴的灶王，如九天云柱灶、宁夏灶等。

　　其中一幅画面梁枋处题有“司命主”字样的灶王（图15）当地俗称为“八口灶王”，即画面上有八个人。灶王爷和灶王夫人位居中间，其他侍从、供养人等分列其周围。上部悬挂有灯笼和一个印架，民间年画艺人为了区分，也将此灶王称为“单印架灶王”，另有一幅为左右两个印架的，其名曰“双印架灶王”，梁枋题“丙丁宫”（图16），因灶王与作炊用火有关，故取代表南方、属火的丙丁为名。该图案下方中间为一宝马进财。画面主要为红、橘、绿、黑四色，配色较为鲜艳。另一幅《司命主》（图17）为单座灶，即主尊只有灶王一人，位居画面中央，梁枋也题“司命主”，两旁辅以“人间司命主，天上耳目臣”的对联，下有一男一女二人供奉。据已故的凤翔年画传人邰怡生前撰文记载，此种单座灶王多贴于商铺的灶房中。

　　身着黑袍的灶王也有两种，均为单座灶形式。一种俗称“四季花灶王”，（图18）所绘灶王面容白净，身穿黑袍，一人独坐中央，身后有牡丹、莲、菊、梅四季花作为背景，象征四季平安，故名。其四周配有其他人物和家畜，画面色彩淡雅，红、绿二色中点缀酱紫色，搭配和谐，多为农家张贴。另一种俗称“灯笼灶王”（图19），其灶王形象亦眉清目秀，留三绺长须，身穿黑袍，肩膀处装饰有云纹，身旁挂有两只灯笼，梁枋上题“祭如在”，意为祭神如神在，提醒人们要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题字两边并绘琴、棋、书、画，下方为二人手持宝物供奉，有鸡、犬等家畜围绕身旁。整幅年画设色鲜艳，多红、黄、橘等暖色，和灶王身穿的黑袍形成鲜明对比。

　　灶王和灶王奶奶并置的图像类型在陕西当地被俗称为“双头灶”，也有两种变体。其一（图20）画面分为三段，最上面两边为两条龙，张嘴伸爪，形象生动。中间为两骑马的报春使者，正中央为天界之南天门；中间端坐的二人即灶王和灶王夫人，二人均弯眉细眼，灶王头戴金冠，灶王夫人头戴凤冠宝珠；下方两边为执鞭锏的敬德、秦琼二位门神把守灶君府的大门，二人脚边为鸡、狗等家畜，下方中间有摇钱树和招财童子等人。此种灶王多贴于厨房中锅灶之上的墙壁上。其二署名“默佑”（图21），图中灶君夫妇并坐，旁有二人侍立左右，前有金鸡、宝马、家犬守于聚宝盆前。默佑之意在于劝诫人们平时要多做功德，注意自己的修行，如此，神灵也会暗中保佑。该神码色彩浓重，黑、橘二色占据大部，其间多用酱紫色做以区分。不论是人物造型还是色彩，均可看出典型的西北印记，是普遍流行于陕西、甘肃一带的灶王形式。

　　凤翔因处于关中西部，历史上曾是往来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枢纽，自然也是西北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接壤之地。明清以来，凤翔年画一度出售至青海、宁夏等地。再加之凤翔以西，制作年画者少，不能满足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贴用。清末民初之际，敏锐的凤翔世兴画局艺人邰世勤创作了专为宁夏等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张贴的灶王神码，当地俗称“宁夏灶”。与凤翔当地的灶王形象不同，“宁夏灶”虽然也为“双头灶”（图22），但灶王爷和灶王夫人面容为青年模样，二人侧身相对而坐，穿着打扮颇似人间的普通夫妇，且整幅画面的环境布置十分家常，画面下方虽然也有鸡、犬等家畜以及宝马进财等常见之物，但灶王夫妇身后的案几上还布置有花瓶、书画等物，更有一只花猫端坐案几之上，平添几分世俗气息。另有一幅“九天云柱”灶王像（图23），也是邰世勤为甘肃省东南部的秦州、秦安等地而创作，依据甘肃东部民间画匠所绘画样仿制而成。画面分为上下两层，上部中央绘制的是灶君夫妇，二人服饰衣帽如古代帝王装扮，手抱笏板，并肩而坐。下方为一对手持令旗的文官牵马驮宝而来。类型多样的“灶王像”，为适应不同阶层的需要而出现，伴随着不同地区的使用习惯，成为丰富关中地区“家宅六神”图像的重要部分。

　　关中地区的民间“家宅六神”信仰及酬神仪式行为多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于家宅之中举行，与家的关系密切，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家庭生活的顺遂及家人的平安。对“家宅六神”的供奉也已演变为一种日常行为，并借助岁时的时间节点及木版印制的神码将其表现出来。民居是关中“家宅六神”信仰的载体，关中民居具有狭长幽深的特点，左右两边的偏房呈半边盖的形式，当地也称为“厦（sha四声）房”，分列东西两个方向，房门相对，屋顶为相向的单坡，这种建筑形式除了节省木料、造价较低的原因外，还有就是关中地区降水量较少，在雨水较多的夏秋季节，人们可利用单坡的屋顶在院中存雨水，从而使“肥水不流外人田”；而在较为寒冷、风沙较大的冬春季节，则可抵御风沙。凤翔人的宅院多遵循“房子半边盖”的建筑风格，即大门朝南，进了大门后正对着的窄长条为前院，即当地人所谓的“天井院”。天井院左右为东西向对的厢房，一面采光。关中民居的家庭庭院成为“家宅六神”信仰完成的重要空间，除夕日，这些贴在家中的土地堂、井房、仓库、天井院、畜生圈内、灶房内的神码，既有祈福降灾之功用，又是新春时装点环境的美术品。（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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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中“家宅六神”信仰是当地年俗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也是当地人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重要体现，“家宅六神”信仰主体的“人”与民间信仰祭祀对象的“神”之间的互动，其背后是关中民众独特的精神和生活世界。因其神像来源多与自然崇拜、农业生产及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故而呈现出典型的原始性和农耕性的文化特征。人们依赖“家宅六神”信仰，是为寻求精神愉悦、寄予美好愿望以及增加对生活的信心。

　　关中“家宅六神”年画作为最基本的文化图式，它所反映出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直接适应当地民众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需求，兼具世俗性特征，这些在祭龙王、祭土地公等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以祭龙王为例，唐代时关中一带民间便流行敬龙王、水神的风俗信仰，也有“祈雨”的种种仪式，祭拜龙王是人们祈求风调雨顺的其中一种手段。加之关中地区井深至二、三丈余，吃水不易，井的数量也十分稀少，一般多户家庭共用一口井，故民间多祭祀井神，求龙王赐以净水，人们对于水的爱惜程度不亚于对粮食的珍视。在机井出现以前，凤翔地区的人们多将井绳缠于辘轳上医疗器械企业，绞动辘轳至井底取水，十分吃力，因此，关中民间多将龙王神码贴于放置辘轳的木头横梁上，以求打水顺利。此外，宝鸡县东北有兴国寺，“相传唐太宗为秦王时，于此祷雨有应，因建寺。”宋仁宗嘉祐年间，苏轼任凤翔府判，曾受命于太白山求雨，成功后率民于凤翔东湖起造喜雨亭，并撰《喜雨亭记》以示纪念。元代，凤翔于东门外太白巷重修太白庙，用于祈雨。明清时期，陕西的水神信仰逐渐兴盛，对龙王、井神、河神、泉水神等神灵崇拜形式多样，各地多建龙王庙，无庙者多在城隍庙祈雨，天旱祈雨也成为关中各地的普遍习惯。至今，人们虽然已经用上了自来水，但凤翔当地节约用水的意识还是很强。此外，自汉代以来，“五祀”、“七祀”中对于井神的崇拜一直未有断绝，这也是当地拜井神的另一原因。再如古代农业社会，人们对土地极为敬重，尤其是拥有八百里沃野的关中地区，土地是人们的衣食来源，有土地就可以种庄稼，可以吃饱穿暖，人们有什么疑难也都在心理上指望着土地公能为自己做主，由此可见，土地公是和百姓最为贴近的神灵，在民间最受欢迎。而关中地区广贴“仓神”，亦是希望其能带来五谷丰登、年年有余的好收成，表达了当地农民最朴素的愿望。（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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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翔作为陕西民俗年画集大成之地，仅从类别来看，其神码画的占比并不太多，主要集中于“家宅六神”体系之内，以至于当地的年画艺人口头称神像俗信一类的年画直接为“六神画”。但因其使用功能的广泛性，六神画的产量却很大。清末民初之际，凤翔年画年常产量在四百万张，其中六神画就有二百多万张，占年画总产量的50%以上。从凤翔及蒲城、长安等关中腹地出产的六神年画的形式来看，其在尺幅较其他年画均小出些余，最大者长度也不过二十余公分，民间艺人多用印制其他年画的边角料便可刷就而成。从内容样式来看，其中灶王图式最多，不仅流行于关中本地，还有为少数民族所特制之作。关中“家宅六神”神码兼具“供奉”与“烧送”两种功能。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变迁和发展，风俗习惯随之急剧变化，大大压缩了原有的民俗文化空间，关中地区对于“家宅六神”的供奉和烧送仪式也呈现出随意性特征，历史上烧香磕头、摆祭供品的形式均较少延续，尤其是烧送神码的仪式从简，并无单独烧送，而是与除夕时替换下来的门神、对联甚至其他纸张一起烧掉即可，唯有贴用神码的习俗目前在凤翔甚至整个宝鸡地区的农村依然十分普遍。按凤翔风俗，正月初一早上家家户户会食用传统佳肴臊子面，当地妇女依然会把第一碗臊子面敬供于“家宅六神”之神龛前，以示恭敬。虽然现在当地人已多用机器印制的神码代替手工印制神码，但对于“家宅六神”的祭祀之风并未消失，该风俗依然是现实存在的文化样态，并在关中东府、西府的乡土社会之中呈现出一种传承有序的稳定性，甚至影响至与凤翔相邻的陇东地区。（图26、图27）

　　（本文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原标题为《关中地区的“家宅六神”信仰及图像——以凤翔神码年画为中心的考察》，原刊于《年画研究》2023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