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闻自由在西方被看做“天赋人权”、自然权力、“第四权力”。然而，理论是丰满的，真实的新闻实践却不无缺陷。因为社会本质是无法改变的，如何驾驭政治权力、社会权力，是资本必须考虑的问题。于是，媒体的作用机制应运而生：通过媒体监督职能，控制政治权力，防止出现；通过媒体舆论宣传功能，控制社会大众，防止出现“多数人的”，实现资本的自由。

　　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需要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来了解新闻、舆论和政治观点。新闻自由是人民的一项宝贵权利，但与其他自由不同——它既是个人的权利，也是机构的权利。它不仅指个人有权利表达意见，也指文字和广播媒体有权利发表各种政治观点和采集、报道新闻。

　　美国的新闻媒体以监督政府、揭露不法为己任，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记者有“无冕之王”之称。20世纪70年代美国发生的两件大事都与新闻媒体直接相关。一件是由于美国媒体大量报道了美军在越南残暴的杀人行为，引起国内和全世界民众的反感，国内反战情绪高涨，不断，国际上对美国进行越南战争的负面评价越来越多，直接影响了越南战争结局；另一件是《》在1972年率先披露并坚持跟踪报道的水门事件，直接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两大新闻事件使美国新闻媒体的政治影响力达到顶峰。因此，崇尚美国政治体制的人们，除了盛赞三权分立制度，还高度赞扬美国的新闻监督和新闻自由，认为这是美国繁荣富强的根本原因。

　　然而，但凡有点理性的人，几乎都注意到美国的媒体也常常指鹿为马、歪曲事实。在美国2008年大选中，各大主流媒体几乎一致性地、不计工本地、不在乎职业道德地吹捧总统候选人奥巴马；2016年大选中，又几乎一致性地、不计工本地、不在乎职业道德地贬损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对这些新闻乱象，我们不禁产生疑问：美国新闻真的是公正和自由吗？

　　新闻自由起源于英国民主斗士约翰?弥尔顿的“出版自由”口号。1644年，弥尔顿未经当局审查便出版了关于离婚问题的小册子，受到议会的强烈谴责，并被传至国会出版委员会接受质问。他在国会作了长篇演讲，系统阐述出版自由思想。随后他出版了自己的演说词，就是《论出版自由》。在这本小册子里，弥尔顿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出版自由”的口号。继而美国在《独立宣言》中首次使用了“新闻自由”的概念。①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更是明确提出：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出版的自由。②此后，随着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断深入，“出版”这个词的外延不断扩大，它不仅可以解释为“出版”“出版业”，而且可以解释为“新闻业”“新闻界”，如今泛指大众传播业和大众传播媒介。随着新闻自由理念的深入人心，“第四权力”“看门狗”和“社会瞭望者”等理念陆续被提出，并成为自由主义新闻学的核心理念。

　　“第四权力”思想最早由美国第三任总统、著名思想家托马斯?杰斐逊提出。“第四权力”是西方社会对新闻传播媒体在社会中地位的比喻，认为其是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立的一种社会权力，并对这三种政治权力起制衡作用。因此，“第四权力”成为西方新闻界的口头禅。“看门狗”理念最先是由《》的编辑约翰·德莱恩（JohnDelane）提出，他还在1852年发表了著名的社论“媒体以报道为生……一旦发现真相必不计后果，将其公之于众”。③“社会瞭望者”理念由美国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JosephPulitzer）提出。他的名言是：“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发出警告。”④1917年根据约瑟夫·普利策的遗愿设立了普利策新闻奖，如今该奖已经发展成为美国新闻界的一项最高荣誉奖和全球性奖项。

　　从新闻自由理念的不断发展，可以看出人类追求新闻自由的美好愿望。在美国国内，人们期望媒体依靠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赋予的权利，监督政府、引导舆论、影响民众，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正如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所说：“新闻出版自由不是特权，而是一个伟大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家把新闻自由看做“天赋人权”、自然权力。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前提是媒体独立行使报道权。从理论上讲，美国的媒体应是独立的，不受任何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控制。然而，在现实中，媒体人很难实现独立性。

　　首先，媒体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与价值取向，很难做到客观中立。新闻工作者因其出身背景不同、生活经历各异、所受社会教育不同，自然对周围发生的事件持有不同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让新闻工作者完全客观中立、不带主观色彩进行判断是不现实的。自美国第一届政府开始，新闻媒体就不可避免地与政治斗争发生瓜葛。美国经历独立战争和制宪会议，以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而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的反联邦党人，自然希望有说话的机会。因此，杰斐逊把新闻自由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我们的自由取决于新闻出版自由，限制这项自由即会失去这项自由。我们宁愿要没有政府有报纸的美国，也不要有政府却没有报纸的美国”⑤。作为国务卿的杰斐逊与作为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围绕国会经济政策开始了论争，前者的阵地是《国民公报》，后者的阵地是《合众国公报》，另有众多报刊纷纷加入混战，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媒体论战超越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意愿和控制能力，造成了两大直接后果，一是催生了美国的政党政治，二是造就了政党报刊，从此开启了美国新闻史上为期70年的政党报刊时期。⑥

　　在新闻实践中，媒体往往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进行选择性报道。例如2016年4月12日，美国民众在国会大厦前，要求“结束金钱政治、保证选举公正”，而美国众多主流媒体几乎对此保持沉默。尽管一直以“自由”“专业”“客观”“中立”标榜自己，但美国媒体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站在政府的立场进行报道，在涉及外交事务时更是如此。在“南海仲裁案”时，美国主流媒体更是罔顾历史事实，新闻报道的“政治正确”成为普遍遵循的规则。可见，新闻媒体自身价值取向决定了“第四权力”只是空谈，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其次，大型媒体集团垄断新闻资源，媒体的独立性、客观性、真实性消失。资料显示，在1690年到1820年期间，美国问世的报纸有2120种之多，但有一半以上维持了不足两年时间，连续发行20～30年的只有34份。⑦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后，传媒资源更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美国媒体制度有两个特点：独立于政府的自主性和私有制商业化垄断。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对媒体所有权的控制逐步放开，最初规定每个法人团体最多可持有7家电视台，1985年扩大到12家，在2003年之后逐步取消媒体持有权上限，只要其在当地覆盖人群在45%以下。这样做当然为媒体集团带来了更多经济效益，但同时造成了信息和资源垄断。比如，美国前十大传媒集团拥有的平台数量在2002年已达到300家，而这一数字在1995年还只是104家。⑧当大型媒体集团垄断新闻资源后，意味着大多数人失去了表达思想的手段和机会，虚假新闻层出不穷，广告泛滥，报道内容危及社会公德和个人隐私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媒体不惜牺牲原则，以便优先获取新闻线索。这些情况都使新闻实践与自由主义理论所标榜的崇高理想背道而驰。

　　传统新闻自由观念设想的“意见的自由市场”同样变成垄断市场，新闻自由似乎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美国媒体越来越集中，公信力连年下降。2014年，布鲁金斯学会和公共宗教研究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新闻方面，作为讽刺娱乐节目的《每日秀》居然比美国新闻电视网巨头微软全国广播电视有限公司更具有“公信力”。2015年，盖洛普的民意调查也显示，表示“信任”和“比较信任”媒体的民众只有40%，民众对报纸和电视的信任度分别只有20%和21%，仅在国会和大公司之上。⑨因此，传统新闻自由观念设想的自由景象实际上只是幻象，所谓的自由权力也往往变成了法律条文上的空头支票。

　　再次，媒体被少数利益集团掌控，成为资本统治的工具。美国媒体一向自诩“新闻自由”，但其实早被金钱政治“深度绑架”。经过多年兼并重组，美国媒体呈现高度集中的局面，被少数财团或者大家族控制。例如，《》长期掌握在索尔兹伯格家族手中，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总统角逐中，一直都是候选人的坚定支持者。通用电气公司、新闻集团、迪士尼公司、维亚康姆、时代华纳和CBS等六大公司控制了超过90%的美国媒体。这些大型新闻集团每年营业收入高达数百亿美元。近年来，新闻媒体之间的并购比较活跃，使得媒体资源进一步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2013年统计排名前47位的美国著名媒体公司，从公司高级管理层包括总裁、首席执行官、始创人、最大股东、副总裁、董事局主席等职位来看，基本都为犹太人。2016年美国的大选初选期间，《》曾推出过一份“购买权力”专刊。有专家估算，2016年的美国大选花费可能超60亿美元。美国有大约1.2亿个家庭，但仅仅158个家庭就控制了美国大选将近一半的资金来源医疗器械企业。可见，美国的舆论宣传机器高度集中在少数利益集团手中，成为金融资本驾驭政治的工具。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直到1789年4月30日才产生历史上第一位总统、第一届政府。将近8年时间僵持不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债务问题。政治家们认为资本家出钱支持国家独立是应尽义务，而以犹太资本家为核心的财团坚持如果不承认战争债务，就不支持国家独立。背后博弈的核心问题是民族政治家想建立民族国家，而金融资本家想建立资本控制的国家。最终，华盛顿为首的开国政治家们妥协退让，承认战争债务以换取犹太资本家对美国独立的支持。因此，美国自独立建国伊始便成为被资本绑架的国家。

　　建国以后，美国政治家和金融资本家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并没有终止。随着政治权力的节节败退，政治制度不断演变，出现“政治献金”制度、“政治行动委员会”制度等，在体制上保证了资本家的利益最大化。这样资本家就可以收买议员、政客、州长、院外游说集团，甚至收买总统，从而达到实质性控制政治权力的目的。以1913年美联储的建立为标志，金融资本家获得了印钞权，确立了资本权力对政治权力的绝对优势，美国沦为被犹太金融资本俘获的国家。犹太金融资本家梅耶·罗斯柴尔德有句名言：“只要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谁当总统。”《》认为，高达60%的竞选资金来源于犹太人。⑩犹太金融资本成为政客的金主，政治权力彻底成为资本权力的代言人。因此，美国政府本质上是资本统治的工具，所谓的民主政治，其实就是金钱政治。

　　民族政治家与金融资本家斗争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政治制度方面。许多人认为美国是“西方民主”的典型，民主是真正的“普世价值”。从历史角度看，美国建国时并不是民主制，而是共和制。无论是独立宣言还是制宪会议，开国政治家大都致力于建立“共和政府”，国家制度设计者们对民主讳莫如深，甚至极力鞭挞痛斥。

　　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以及城市工人和中下层阶级获得选举权，犹太金融资本意识到，必须创造一种机制，对新的选民进行“驯养”，防止出现“多数人的”。尤其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19年夏，美国和劳工党创立，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美国统治精英尤其是犹太金融资本，对大众暴动产生前所未有的恐惧，必须通过一种机制，向大众灌输一种“恰当的”价值体系和工作伦理。与此同时，能向数以百万计甚至数以亿计的人传播信息的大众传媒技术应运而生。于是，犹太金融资本发展出一种文化和舆论引导产业，通过专家们制造一致性观点，影响社会大众心理，以达到稳固社会、管理社会的目的。

　　1925年，美国犹太人大约拥有100份用英语、德语、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出版的期刊、报纸，其中包括儿童和青年杂志。在19世纪和20世纪，犹太人约瑟夫?普利策和阿道夫?奥希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出版商。约瑟夫?普利策设立了后来闻名世界的普利策奖，而阿道夫?奥希则购买了至今仍然是美国主流大报的《》。此外，另一位著名的犹太人爱德华莫维茨博士拥有或者控制着大约300份报刊，其中包括11份日报。这些无一不在说明一个问题：犹太金融资本使用传媒技巧来“驾驭”大众——一个由专业形象顾问、舆论导向专家、民意调查分析者和印象管理者所组成的大众传播产业不断壮大。随着政治体制向自由民主体制的转变，大众媒体也成了自由民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第四权力”“社会瞭望者”“看门狗”的新闻自由理念应运而生。媒体通过成功的游说和推广，自由的理念被大众广泛接受。

　　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看来，启蒙、自由、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三个孪生子。当欧洲从漫长的中世纪苏醒过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摧毁小农自然经济体系，新兴资产阶级代替封建贵族成为政权新贵，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打翻神学知识体系羽翼的覆盖。公民自由理论谱系中的自由概念，与现实生活中的权利之间具有严密的对应关系。首先是作为个人处理私人事务的方法；其次是个人参与公共生活的方法；最后是社会治理方法。自由的本质就是自主，在社会治理和公共生活领域，自主意味着权利，意味着个人对于各种事务的行动自决权利，意味着国家对于这种自决权利不得干涉和予以保护的义务。就这样，通过舆论机器的灌输，不仅在国际上宣扬，在国内也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民主国家，以多数民意行事，让民主的理念深入人心。通过长期的“自由”理念的灌输，社会普通大众的“集体性”很难再凝聚起来。由此，缺失了“集体性”的社会大众，也就很难形成对资本权力形成制约的政治力量。

　　1896年，北岩（Northcliffe）创办《每日邮报》，成为新闻学中一个分水岭。其重要意义在于，《每日邮报》创造了一种报道政治的新方式——关注人物和八卦更甚于原则，关注琐事更甚于政策议题。大众媒体通过发表喜闻乐见的新闻和观点，甚至是炒作性文章医疗器械企业，吸引受众，尤其是刚获得选举权的下层阶级，以实现对大众“驯化”的目的。大众传媒成为犹太金融资本控制社会的工具。

　　总之，金融垄断资本创新机制，通过媒体监督职能，控制政治权力，防止出现；资本通过媒体舆论宣传功能，控制社会大众，防止出现“多数人的”，从而真正实现了资本的自由。

　　②李道揆著：《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88页。

　　③[英国]埃瑞克?洛（EricLouw）著，陈晞、王振源译：《西方媒体如何影响政治》，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⑦迈克尔?.埃默里等著、展江等译：《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⑩转引刘军：《美国犹太人：从边缘到主流的少数族群》，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刘军：《美国犹太人：从边缘到主流的少数族群》，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转引：[美国]雅各瑞德马库斯著，杨波等译：《美国犹太人1585—1990年：一部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英国]埃瑞克?洛（EricLouw）著，陈晞、王振源译：《西方媒体如何影响政治》，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53页。

　　[英国]埃瑞克?洛（EricLouw）著，陈晞、王振源译：《西方媒体如何影响政治》，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摘要：新闻自由在西方被看做“天赋人权”、自然权力、“第四权力”。然而，理论是丰满的，真实的新闻实践却不无缺陷。因为社会本质是无法改变的，如何驾驭政治权力、社会权力，是资本必须考虑的问题。于是，媒体的作用机制应运而生：通过媒体监督职能，控制政治权力，防止出现；通过媒体舆论宣传功能，控制社会大众，防止出现“多数人的”，实现资本的自由。

　　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需要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来了解新闻、舆论和政治观点。新闻自由是人民的一项宝贵权利，但与其他自由不同——它既是个人的权利，也是机构的权利。它不仅指个人有权利表达意见，也指文字和广播媒体有权利发表各种政治观点和采集、报道新闻。

　　美国的新闻媒体以监督政府、揭露不法为己任，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记者有“无冕之王”之称。20世纪70年代美国发生的两件大事都与新闻媒体直接相关。一件是由于美国媒体大量报道了美军在越南残暴的杀人行为，引起国内和全世医疗器械企业界民众的反感，国内反战情绪高涨，不断，国际上对美国进行越南战争的负面评价越来越多，直接影响了越南战争结局；另一件是《》在1972年率先披露并坚持跟踪报道的水门事件，直接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两大新闻事件使美国新闻媒体的政治影响力达到顶峰。因此，崇尚美国政治体制的人们，除了盛赞三权分立制度，还高度赞扬美国的新闻监督和新闻自由，认为这是美国繁荣富强的根本原因。

　　然而，但凡有点理性的人，几乎都注意到美国的媒体也常常指鹿为马、歪曲事实。在美国2008年大选中，各大主流媒体几乎一致性地、不计工本地、不在乎职业道德地吹捧总统候选人奥巴马；2016年大选中，又几乎一致性地、不计工本地、不在乎职业道德地贬损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对这些新闻乱象，我们不禁产生疑问：美国新闻真的是公正和自由吗？

　　新闻自由起源于英国民主斗士约翰?弥尔顿的“出版自由”口号。1644年，弥尔顿未经当局审查便出版了关于离婚问题的小册子，受到议会的强烈谴责，并被传至国会出版委员会接受质问。他在国会作了长篇演讲，系统阐述出版自由思想。随后他出版了自己的演说词，就是《论出版自由》。在这本小册子里，弥尔顿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出版自由”的口号。继而美国在《独立宣言》中首次使用了“新闻自由”的概念。①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更是明确提出：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出版的自由。②此后，随着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断深入，“出版”这个词的外延不断扩大，它不仅可以解释为“出版”“出版业”，而且可以解释为“新闻业”“新闻界”，如今泛指大众传播业和大众传播媒介。随着新闻自由理念的深入人心，“第四权力”“看门狗”和“社会瞭望者”等理念陆续被提出，并成为自由主义新闻学的核心理念。

　　“第四权力”思想最早由美国第三任总统、著名思想家托马斯?杰斐逊提出。“第四权力”是西方社会对新闻传播媒体在社会中地位的比喻，认为其是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立的一种社会权力，并对这三种政治权力起制衡作用。因此，“第四权力”成为西方新闻界的口头禅。“看门狗”理念最先是由《》的编辑约翰·德莱恩（JohnDelane）提出，他还在1852年发表了著名的社论“媒体以报道为生……一旦发现真相必不计后果，将其公之于众”。③“社会瞭望者”理念由美国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JosephPulitzer）提出。他的名言是：“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发出警告。”④1917年根据约瑟夫·普利策的遗愿设立了普利策新闻奖，如今该奖已经发展成为美国新闻界的一项最高荣誉奖和全球性奖项。

　　从新闻自由理念的不断发展，可以看出人类追求新闻自由的美好愿望。在美国国内，人们期望媒体依靠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赋予的权利，监督政府、引导舆论、影响民众，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正如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所说：“新闻出版自由不是特权，而是一个伟大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家把新闻自由看做“天赋人权”、自然权力。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前提是媒体独立行使报道权。从理论上讲，美国的媒体应是独立的医疗器械企业，不受任何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控制。然而，在现实中，媒体人很难实现独立性。

　　首先，媒体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与价值取向，很难做到客观中立。新闻工作者因其出身背景不同、生活经历各异、所受社会教育不同，自然对周围发生的事件持有不同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让新闻工作者完全客观中立、不带主观色彩进行判断是不现实的。自美国第一届政府开始，新闻媒体就不可避免地与政治斗争发生瓜葛。美国经历独立战争和制宪会议，以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而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的反联邦党人，自然希望有说话的机会。因此，杰斐逊把新闻自由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我们的自由取决于新闻出版自由，限制这项自由即会失去这项自由。我们宁愿要没有政府有报纸的美国，也不要有政府却没有报纸的美国”⑤。作为国务卿的杰斐逊与作为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围绕国会经济政策开始了论争，前者的阵地是《国民公报》，后者的阵地是《合众国公报》，另有众多报刊纷纷加入混战，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媒体论战超越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意愿和控制能力，造成了两大直接后果，一是催生了美国的政党政治，二是造就了政党报刊，从此开启了美国新闻史上为期70年的政党报刊时期。⑥

　　在新闻实践中，媒体往往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进行选择性报道。例如2016年4月12日，美国民众在国会大厦前，要求“结束金钱政治、保证选举公正”，而美国众多主流媒体几乎对此保持沉默。尽管一直以“自由”“专业”“客观”“中立”标榜自己，但美国媒体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站在政府的立场进行报道，在涉及外交事务时更是如此。在“南海仲裁案”时，美国主流媒体更是罔顾历史事实，新闻报道的“政治正确”成为普遍遵循的规则。可见，新闻媒体自身价值取向决定了“第四权力”只是空谈，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其次，大型媒体集团垄断新闻资源，媒体的独立性、客观性、真实性消失。资料显示，在1690年到1820年期间，美国问世的报纸有2120种之多，但有一半以上维持了不足两年时间，连续发行20～30年的只有34份。⑦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后，传媒资源更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美国媒体制度有两个特点：独立于政府的自主性和私有制商业化垄断。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对媒体所有权的控制逐步放开，最初规定每个法人团体最多可持有7家电视台，1985年扩大到12家，在2003年之后逐步取消媒体持有权上限，只要其在当地覆盖人群在45%以下。这样做当然为媒体集团带来了更多经济效益，但同时造成了信息和资源垄断。比如，美国前十大传媒集团拥有的平台数量在2002年已达到300家，而这一数字在1995年还只是104家。⑧当大型媒体集团垄断新闻资源后，意味着大多数人失去了表达思想的手段和机会，虚假新闻层出不穷，广告泛滥，报道内容危及社会公德和个人隐私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媒体不惜牺牲原则，以便优先获取新闻线索。这些情况都使新闻实践与自由主义理论所标榜的崇高理想背道而驰。

　　传统新闻自由观念设想的“意见的自由市场”同样变成垄断市场，新闻自由似乎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美国媒体越来越集中，公信力连年下降。2014年，布鲁金斯学会和公共宗教研究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新闻方面，作为讽刺娱乐节目的《每日秀》居然比美国新闻电视网巨头微软全国广播电视有限公司更具有“公信力”。2015年，盖洛普的民意调查也显示，表示“信任”和“比较信任”媒体的民众只有40%，民众对报纸和电视的信任度分别只有20%和21%，仅在国会和大公司之上。⑨因此，传统新闻自由观念设想的自由景象实际上只是幻象，所谓的自由权力也往往变成了法律条文上的空头支票。

　　再次，媒体被少数利益集团掌控，成为资本统治的工具。美国媒体一向自诩“新闻自由”，但其实早被金钱政治“深度绑架”。经过多年兼并重组，美国媒体呈现高度集中的局面，被少数财团或者大家族控制。例如，《》长期掌握在索尔兹伯格家族手中，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总统角逐中，一直都是候选人的坚定支持者。通用电气公司、新闻集团、迪士尼公司、维亚康姆、时代华纳和CBS等六大公司控制了超过90%的美国媒体。这些大型新闻集团每年营业收入高达数百亿美元。近年来，新闻媒体之间的并购比较活跃，使得媒体资源进一步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2013年统计排名前47位的美国著名媒体公司，从公司高级管理层包括总裁、首席执行官、始创人、最大股东、副总裁、董事局主席等职位来看，基本都为犹太人。2016年美国的大选初选期间，《》曾推出过一份“购买权力”专刊。有专家估算，2016年的美国大选花费可能超60亿美元。美国有大约1.2亿个家庭，但仅仅158个家庭就控制了美国大选将近一半的资金来源。可见，美国的舆论宣传机器高度集中在少数利益集团手中，成为金融资本驾驭政治的工具。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直到1789年4月30日才产生历史上第一位总统、第一届政府。将近8年时间僵持不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债务问题。政治家们认为资本家出钱支持国家独立是应尽义务，而以犹太资本家为核心的财团坚持如果不承认战争债务，就不支持国家独立。背后博弈的核心问题是民族政治家想建立民族国家，而金融资本家想建立资本控制的国家。最终，华盛顿为首的开国政治家们妥协退让，承认战争债务以换取犹太资本家对美国独立的支持。因此，美国自独立建国伊始便成为被资本绑架的国家。

　　建国以后，美国政治家和金融资本家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并没有终止。随着政治权力的节节败退，政治制度不断演变，出现“政治献金”制度、“政治行动委员会”制度等，在体制上保证了资本家的利益最大化。这样资本家就可以收买议员、政客、州长、院外游说集团，甚至收买总统，从而达到实质性控制政治权力的目的。以1913年美联储的建立为标志，金融资本家获得了印钞权，确立了资本权力对政治权力的绝对优势，美国沦为被犹太金融资本俘获的国家。犹太金融资本家梅耶·罗斯柴尔德有句名言：“只要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谁当总统。”《》认为，高达60%的竞选资金来源于犹太人。⑩犹太金融资本成为政客的金主，政治权力彻底成为资本权力的代言人。因此，美国政府本质上是资本统治的工具，所谓的民主政治，其实就是金钱政治。

　　民族政治家与金融资本家斗争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政治制度方面。许多人认为美国是“西方民主”的典型，民主是真正的“普世价值”。从历史角度看，美国建国时并不是民主制，而是共和制。无论是独立宣言还是制宪会议，开国政治家大都致力于建立“共和政府”，国家制度设计者们对民主讳莫如深，甚至极力鞭挞痛斥。

　　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以及城市工人和中下层阶级获得选举权，犹太金融资本意识到，必须创造一种机制，对新的选民进行“驯养”，防止出现“多数人的”。尤其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19年夏，美国和劳工党创立，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美国统治精英尤其是犹太金融资本，对大众暴动产生前所未有的恐惧，必须通过一种机制，向大众灌输一种“恰当的”价值体系和工作伦理。与此同时，能向数以百万计甚至数以亿计的人传播信息的大众传媒技术应运而生。于是，犹太金融资本发展出一种文化和舆论引导产业，通过专家们制造一致性观点，影响社会大众心理，以达到稳固社会、管理社会的目的。

　　1925年，美国犹太人大约拥有100份用英语、德语、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出版的期刊、报纸，其中包括儿童和青年杂志。在19世纪和20世纪，犹太人约瑟夫?普利策和阿道夫?奥希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出版商。约瑟夫?普利策设立了后来闻名世界的普利策奖，而阿道夫?奥希则购买了至今仍然是美国主流大报的《》。此外，另一位著名的犹太人爱德华莫维茨博士拥有或者控制着大约300份报刊，其中包括11份日报。这些无一不在说明一个问题：犹太金融资本使用传媒技巧来“驾驭”大众——一个由专业形象顾问、舆论导向专家、民意调查分析者和印象管理者所组成的大众传播产业不断壮大。随着政治体制向自由民主体制的转变，大众媒体也成了自由民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在医疗器械企业这个过程中，“第四权力”“社会瞭望者”“看门狗”的新闻自由理念应运而生。媒体通过成功的游说和推广，自由的理念被大众广泛接受。

　　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看来，启蒙、自由、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三个孪生子。当欧洲从漫长的中世纪苏醒过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摧毁小农自然经济体系，新兴资产阶级代替封建贵族成为政权新贵，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打翻神学知识体系羽翼的覆盖。公民自由理论谱系中的自由概念，与现实生活中的权利之间具有严密的对应关系。首先是作为个人处理私人事务的方法；其次是个人参与公共生活的方法；最后是社会治理方法。自由的本质就是自主，在社会治理和公共生活领域，自主意味着权利，意味着个人对于各种事务的行动自决权利，意味着国家对于这种自决权利不得干涉和予以保护的义务。就这样，通过舆论机器的灌输，不仅在国际上宣扬，在国内也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民主国家，以多数民意行事，让民主的理念深入人心。通过长期的“自由”理念的灌输，社会普通大众的“集体性”很难再凝聚起来。由此，缺失了“集体性”的社会大众，也就很难形成对资本权力形成制约的政治力量。

　　1896年，北岩（Northcliffe）创办《每日邮报》，成为新闻学中一个分水岭。其重要意义在于，《每日邮报》创造了一种报道政治的新方式——关注人物和八卦更甚于原则，关注琐事更甚于政策议题。大众媒体通过发表喜闻乐见的新闻和观点，甚至是炒作性文章，吸引受众，尤其是刚获得选举权的下层阶级，以实现对大众“驯化”的目的。大众传媒成为犹太金融资本控制社会的工具。

　　总之，金融垄断资本创新机制，通过媒体监督职能，控制政治权力，防止出现；资本通过媒体舆论宣传功能，控制社会大众，防止出现“多数人的”，从而真正实现了资本的自由。

　　②李道揆著：《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88页。

　　③[英国]埃瑞克?洛（EricLouw）著，陈晞、王振源译：《西方媒体如何影响政治》，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⑦迈克尔?.埃默里等著、展江等译：《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⑩转引刘军：《美国犹太人：从边缘到主流的少数族群》，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刘军：《美国犹太人：从边缘到主流的少数族群》，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转引：[美国]雅各瑞德马库斯著，杨波等译：《美国犹太人1585—1990年：一部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英国]埃瑞克?洛（EricLouw）著，陈晞、王振源译：《西方媒体如何影响政治》，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53页。

　　[英国]埃瑞克?洛（EricLouw）著，陈晞、王振源译：《西方媒体如何影响政治》，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